[93] 胡锦光：《论法国宪法监督体制》，243页。
难怪旧政协决议最终能够充分体现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呢。这样，每年的两会才是真正的国家两会。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政协决议破坏《五五宪草》基本原理，要求制宪必须以国民党的《建国大纲》作为最基本的依据。田：所以，后来甚至有民主人士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为了汇流入战后国家重建的主流之中，共产党本身也进行了严酷的理论反思与构造，其新民主主义论和联合政府论与民主宪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亲和性。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存在很大差异，这是一种侧重协商的合作型政党制度，而不是一种诉诸周期性选举和议会内博弈的竞争型政党制度。这一过渡模式是一种严格的体制内转型模式，排斥外部政治精英与力量的实质性参与。
田：所以，对于旧政协的成败需要辩证地看，需要后人予以严肃而正确地认识、评价与创造性运用，因为作为其失败的制度性后果，两岸统一还未寻找到合理的理论与制度模式。[6] 具体参见高全喜、田飞龙：《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载《南方论丛》2011年第4期。3．政策实现过程的问题 政策实现过程包括议程设定、政策规划、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阶段。
这一方法论的益处在于能够建构行政法的基本制度，但是在行政改革日趋急遽的背景下，其弊端日显。虽然传统行政法学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传统方法论仅研究局部而不考量整体，仅研究法效果而不关注行政过程，呈现出静态而非动态的特征。(一) 规制的历史视角 虽然美国早期已经存在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形态，但大规模的政府规制出现于进步主义时期。[14] (三) 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 规制改革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通过一些判例对行政法与规制政策的实现释放出了信号，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对行政机关审查的强度。
行政机关的行动，也促进了美国国会于 1995 年之后作出回应，从而将规制分析贯穿到其通过的一系列公法中，有学者指出这是自1946 年美国联邦 《行政程序法》 颁布以来对规制程序最为深刻的一次改革。有鉴于此，为了防止行政改革与行政法脱节或者互相冲突，行政政策形成应主要从三个面向加以关注: 政策形成的主体、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实现的过程。
政策与法律的互动和融合在所难免且持续存在，所谓法律的政策化是指法律从规范性法律向措施性法律的转化，而政策的法律化则是指由立法的政策向法律制度上存在的政策的转化。[2]那么究竟怎样区分或者整合法律解释与行政政策形成，行政政策形成的空间及限制如何，均构成现代行政法学的新课题。1． 政策形成主体及参与问题 在行政政策形成过程中，政策形成主体并不仅仅限定于行政机关，还包括市场主体、第三部门、公民个人等等。[10]同样关注规制分析理论的还有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约瑟夫·托梅恩教授(Joseph P． Tomain) 与维克森林大学法学院西德尼·夏皮罗教授(Sid-ney A． Shapiro)。
[12]规制分析理论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三部分内容: 拟议规制行动必要性的说明; 替代方案的考量; 拟议规制行动与替代性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且，这些顺位是否具有排列的绝对性，也值得探讨。总之，就目前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模式而言，利益代表与规制分析模式并行使用，但可能随着民营化、全球化等新课题出现而继续演进并形成丰富的形式。这里涉及到行政组织的问题，对整体的环境资源计划的问题，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设计的问题，以及环境与发展的计划性统合，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决策的公民参与、环境协商机制的建立、环境污染者付费制等，这些问题均是环境行政领域需要予以政策考量的事项。
国会主导的行政强调法律解释技术的应用与对行政的事前控制，而总统主导的行政则强调总统与行政机关对规制事项的能动性与对行政事前、事中全面控制，制度设计体现为规制审查、程序要求、公众参与等。政策工具的选择不仅仅是个纯粹技术性问题，而且与所实现的政策目标关联性极强。
专家、公民参与模式则是美国行政法试图将政治过程中的运作嵌入到行政领域的作法。本文以美国规制政策及行政法的发展为参照系，以行政法学方法论的转型为分析框架，探讨行政过程的基本内容，即行政政策形成的作用、机制等问题，以期能够提升行政过程的质量，实现行政法学方法论上的革新。
其主张传统的法律解释学是立法不完善的产物，如果立法总是非常明确，那么就不会发生解释上的争论。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传统方法论称为 行政行为的形式论。一般的法学院中都会同时开设行政法、规制国家两门课程，全面展现行政过程与规制政策形成的全貌。这种现象与现实是不相适应的，行政过程论认为应将法律的政策性评价纳入到行政法学中去。( 它) 既非常契合构成规制法体制基础的抱负，也能充分考虑制定法体系的失灵，它还会通过制定法解释过程部分地矫正现代规制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弱点。本文考察了美国规制政策与行政法发展的路径、学术争论以及司法审查的实践，指出现代行政法学的视野已经拓宽到政策形成领域。
规制分析是指对现存或者拟议中的规制政策已经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进行系统分析、评估的机制与过程。(2) 肯定行政的自由领域，但并不排除法的拘束性，将行政过程从非正式的秘密状态引到正式的公开状态，允许各种利益团体参与行政过程。
目前在政策形成制度上建立公民参与行政程序的机制，已成为法制建构的重要目标。包括行政程序法上的陈述意见、听证等参与机制、行政诉讼法以及法律对民众诉讼制度的引入等，甚至广泛被用来作为政治对抗工具的公民投票制度，也被视为解决当前公民参与问题的重要方法。
[18] 在一本经典的规制国教材中，法律解释与法律执行各占了主要的两部分，而法律执行却以政策形成以及政策分析方式 为主要内容，也从另一面证明了规制法在法律解释与政策执行、政策形成之间的交错。相反现代行政要求方法论要关注整体、行政过程。
当然，这只是简单模型化的认知，对于美国规制政策与行政法的发展首先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有关对行政政策形成的过程分析、法律解释准则的构建均成为探讨美国规制国家的主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内容与其他国家的作法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典型的案例如 1983 年的州立农业保险公司案[15]与1984 年的谢弗林案[16]。[24]再如食品安全规制领域，未来的政策设计就可以摆脱仅依靠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而增加一些其他的诸如责任追究型规制、信息规制、私人标准型的政策工具。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解释与行政政策形成经常交织在一起，各种行政性规则均承担起了法律解释与政策形成的重任，那么这种状况是否会严重挑战依法行政的理念呢? 一般认为，行政政策是行政机关为解决特定时期的某一问题或者是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在对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落实的过程中，以及对行政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及其相互转化过程中，所制定的规则或采取的措施，具体表现为规则、措施、计划、方案和项目等。
规制分析 引言 现代规制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过程的目的在于 裁剪政策形成的机能从而适应特定的社会价值[1],为了使行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世界各国逐步赋予行政以不直接基于法律的具体规定而能动作出政策判断的权能。日本学者阿部泰隆针对以法律解释学为中心的行政法学的抽象理论与实务运行相脱节的现象，提出行政法政策论。
其一，法律解释的课题。但至少，行政过程论为我们思考行政法学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一些价值难以量化、规制信息收集不充分、程序成本过高与迟延等现象突出。也许正是如此，桑斯坦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重构了法律解释的方法，虽然有所创新，但质疑仍存，如有人指出他将制定法解释原则分为三类并确定了它们的顺位，但并未解决在同属一类的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衡平的问题。
在后案中，法院创立了对制定法解释进行审查的两步法，如果国会明确地留下了一个漏洞由行政机关填补，则这构成了对行政机关通过规制方式确定法律特定条款的涵义的一个明确授权。[6]之后，随着政府规制事务不断增多，由此则引发了 国会主导的行政以及 总统主导的行政之争。相对于市场主体(也可能产生规制俘获) 、第三部门(也可能被政府操纵) ，公民利益分散且处于弱势，因此有必要重点关注。法律解释经常要在关注问题、寻求问题的解答的同时选择取舍资料、作出价值判断，从问题至解答形成一致的体系。
高秦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应该讲行政法学在最初的阶段就是行政法解释学，如传统日本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在行政过程中适用法律的解释技术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与法律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对于这样的立法性规则法院应当给予支配性分量，除非它是专断的、任意的或者明显与法律相悖。
[13] Cass R． Sunstein，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 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4]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行政法解释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 ( Antonin Scalia)提出新文本主义，耶鲁大学法学院威廉·埃斯科利奇教授 ( William N． Eskridge) 则提出动态解释主义，杰瑞·马修教授主张对行政机关不同的法律解释形态适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传统行政仅指政策与法律的执行，但随着行政机关在政策形成中作用日益强化，政策与行政之间的差异已经很难明确化 ( 如具体案件中是否包括了行政政策就必须具体分析) ，而行政政策一般也就包括了规则制定、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裁量基准、协商对话等形态。
